金砖国家合作的动力：国际认知

金砖国家合作的动力：国际认知

〔提要〕国际社会对金砖国家合作一直高度关注，尤其是在金砖国家合作动力问题上的论争尤为突出，出现了来自悲观派的动力匮乏论、来自乐观派的动力充足观和来自观望派的动力不稳定说三种认知，而这些认知大致反映出权力政治、利益和谐、身份政治、功能“外溢”和全球治理五种不同分析视角。全面把握金砖国家合作动力的国际认知，对在新形势下推进金砖国家合作有重要意义。为推动金砖国家实现可持续合作，我们不仅需要讲好金砖故事，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还要在国际认知分析中寻求新的合作增长点，即通过创新合作机制和推进共识行动，将金砖国家建设成更大范围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行动共同体。

〔关键词〕金砖国家、合作动力、国际认知

金砖国家从2001年诞生的一个商业投资概念，至今已发展成为由五个区域性新兴大国领导人定期正式会晤为引领，包括部长级会谈、不定期非正式会谈、工商论坛和智库论坛等一系列交流与对话的合作机制。随着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的成立，金砖国家逐步实现了从概念向实体的转变。作为一个具有重大国际影响力的新兴大国合作群体，金砖国家是推动国际格局演变和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重要力量，也被不少人视为“霸权转移过程中美国霸权的首要挑战者”[1]和“西方制定的世界秩序的长期潜在威胁”，[2]因而一直备受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就金砖国家合作动力问题也出现了不同的认知观点和分析视角。全面把握国际社会对金砖国家合作动力的认知，对推动新形势下金砖国家可持续合作有着积极意义。

一、对金砖国家合作动力的不同认知

金砖国家合作正式启动于2006年，在短短十年间发展迅速，实现了从制度建设到实体化运作的跨越式大发展，务实合作也取得了丰硕成果，极大提升了金砖国家的国际影响力。与此同时，国际社会对“金砖”成色的质疑声音也一直存在并不时高涨，“金砖失色”论在西方舆论中大有市场。总体来看，国际社会对金砖国家合作动力的认知存在着来自悲观派、乐观派和观望派的不同声音，反映出人们对金砖国家合作前景的不同解读。

(一)悲观派的动力匮乏论

持悲观派观点者主要来自西方发达国家，他们从金砖国家的内部异质性和竞争性、合作机制的不成熟、集体身份的缺失以及金砖五国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等方面，认为金砖国家合作动力不足且阻力明显。

首先，金砖国家内部突出的异质性和竞争性对其合作阻力较大。不少西方人士认为，金砖国家不过是“四个截然不同的市场”（disparatequartet）、一个“杂牌军”（motley crew）或一个“临时团组”（oddgrouping），金砖国家本身是一个有缺陷的概念，其内部巨大差异性使其无法形成一个协调体，[1]是一直“在寻求粘合剂的金砖”。[2]内部的异质性和竞争性集中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差异。中国与俄罗斯的政治制度是威权制，而印度、巴西和南非则是不成熟的民主制。由于存在政治价值理念上的差异，印度、巴西和南非三国在一些外交议题上更多依靠三方在2003年成立的印度巴西南非（IBSA）对话论坛来协调立场，[3]而这一论坛的存在实际上分裂了金砖国家。二是经济关系的竞争性。金砖国家处于相似的发展阶段，这使其在生产结构、贸易结构及在国际产业链中所处环节上差别不大，加之在工业化进程和经济转型背景下，金砖国家有着相同的目标产业发展和在新一轮国际竞争中占据主动的意愿，使其内部贸易竞争不可避免。[4]三是双边关系中仍存在不信任感、矛盾甚至潜在冲突。特别是中俄在历史上形成的相互间不信任，中印在涉藏问题、边界问题等核心敏感议题上的矛盾和潜在冲突等，至今尚未得到有效处理。

其次，金砖合作机制的不成熟与不完善使金砖合作动力不足。金砖合作机制的目标和功能定位从成立之初就不够清晰，它只是一种便利的“联姻”，或是出于应对西方压力的被动反应，是一种临时合作的方案。而且，金砖合作机制在遭受内部经济放缓打击后并未焕发出新的政治热情，以促进其有更好的发展。[5]金砖国家合作一直保持着论坛式的合作，而未朝着一种正式的、层级制的国际组织方向发展。论坛式合作机制虽然比较灵活，但由于缺乏纲领性和程序性的制度文件，领导人会晤的程序、内容和成果未能体现约束性原则，使得金砖国家合作的稳定性存在欠缺，领导人的个人意志在较大程度上影响金砖合作进程。[1]此外，金砖国家合作的不同机制间还存在职能重叠、分工不明等问题，如何整合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使其相互协调与合作，也是当前面临的重要问题。

再次，集体身份的缺失制约金砖国家合作。金砖国家存在的内部异质性以及明确集团标准的欠缺，使其面临集体身份缺失问题。金砖国家虽然被普遍视为一个经济概念，但除去经济表现和经济影响力这两个快速变动的指标，在经济上缺乏作为一个集团所要求的定义性特征。即使在经济表现突出这一指标上，五国成为一个集团也流于牵强。这些国家的经济具有清晰而重要的异质性，而它们之间的经济互补性与其他经济伙伴国相比也未见特别。[2]尽管各国内部在“国家主权和不干涉内政原则”上具有政治上的一致性，但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上的差异增加了金砖国家形成共同身份的难度。[1]金砖概念的创始人奥尼尔曾明确指出：“我从未梦想过金砖国家能结合成为一个政治体”。[2]

最后，金砖五国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也对其相互合作产生不利影响。近年来，随着金砖国家经济普遍呈现疲软和增长减速态势，多项发展指标不尽如人意，“世界经济中的这样一个新兴经济体的概念发生了实质性变化”，“如果没有持续强大的国际经济贡献，就不可能有强大的金砖机制”。[3]

因此，金砖国家合作存在“巨大限制”，其共同利益则“非常有限”，也几乎“没有证据表明金砖国家有作为一个统一体去挑战西方”的所谓“金砖情结”。[4]金砖五国不过是变动世界经济中的一个象征，不大可能成为一个强大的地缘政治势力，它是在受外力影响下被动形成的，而将其联合起来的因素和将其分裂的因素一样多。[5]

(二)乐观派的动力充足观

持乐观派观点者主要来自金砖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他们从金砖国家利益的共同性和互补性、合作机制建设中取得的成绩以及金砖共识的形成等方面，认为金砖国家合作动力十足、前景光明。

首先，共同的国际战略诉求是金砖国家合作的巨大动力。金砖五国均是各自所在地区的大国和领导者，有着强烈的全球抱负，希望建立一个基于多极原则、反映新的世界政治和经济发展状况的全球治理结构。金砖国家认识到，只有联合起来才可能实现其国际战略利益，才能对现有国际格局和全球治理体系产生实质性影响。金砖国家联合为一个整体的力量要远大于各部分之和。[1]因此，尽管金砖国家存在巨大的内部差异性，但共同的国际战略诉求仍将是推动其开展相互合作的巨大动力。

其次，发展经济的共同任务和经济结构的互补性使金砖国家经济合作潜力巨大。金砖国家作为新兴大国，普遍面临着发展经济的共同任务。在谋求经济发展过程中，金砖国家之间因经济增长模式和经济结构具有较高同构性，经济发展和经济稳定呈现出很强的协动性；同时，同一发展模式中各金砖国家的生产要素分布不均，也使其经济关系产生显著互补性和比较优势。[2]这使得金砖国家在经济领域中的合作潜力巨大。

再次，合作机制化建设取得的成果进一步推动金砖国家合作。2006年“金砖四国”举行首次外长会晤后开启合作进程，2009年四国领导人举行首次正式会晤启动了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十多年来，金砖国家合作进展顺利，合作领域和层次不断扩大。近年来，金砖国家努力参与政治多极化进程，在全球贸易开放、温室气体排放和反对恐怖主义等重大议题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不断上升。同时，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建设和网络关系稳步推进，在安全和执法领域、人道主义和经济等领域的跨部门合作机制不断建立和完善，特别是建立了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这些制度化合作都有助于金砖国家在各发展领域不断深化战略伙伴关系。[3]

最后，金砖共识的形成成为金砖国家合作的重要助推力。“金砖”已经从外在的身份标签转化为内生的共识，[4]特别是“意识到拥有共同的世界新秩序愿景”，[1]有助于金砖国家的进一步团结与合作。金砖国家在乌克兰事件中所表现出的团结一致，表明金砖国家是一个团结的整体，[2]也是一个真正的政治性群体。[3]

由此看来，金砖国家是一个国际性战略力量，“不仅因为它们有着共同的特征，更因为它们有着共同的利益诉求，并且采取了共同的行动”，[4]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了金砖国家合作有着充足的动力。

(三)观望派的动力不稳定说

持观望派观点者在国际社会中广泛存在。他们认为，金砖国家在继续寻求并扩大共同利益、有效管理内部事务、保持合作机制生命力等方面还面临诸多挑战，能否有效应对这些挑战存在诸多不确定性，这也使其合作动力存在不稳定性。

作为国际金融危机的产物，金砖国家合作机制能否在后危机时期保持生命力仍有待观察。在后危机时期，国际环境已发生了一些不利于金砖国家合作的变化：第一，通过国际合作应对危机的迫切需求不复存在，主要国家间的分歧和矛盾逐渐凸显。第二，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和结构性改革压力不利于金砖国家经济发展。第三，反全球化和逆全球化思潮涌动对金砖国家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带来极大挑战。第四，国际格局和全球治理结构发生的有利于新兴发展中国家的深刻变化，已经引起西方发达国家的高度警惕，金砖国家被视为“令人害怕的和强大的竞争者”，[5]发达国家为了保持在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明显加大了对新兴发展中大国的制约。在此形势下，“金砖国家合作能不能走稳、走远，涉及到在变化的国际格局、转型的国际体系背景下，金砖国家如何相互认识、如何对相互关系进行有效管理的问题”。[1]

此外，共同利益是金砖国家合作的基础，但五国间又存在明显的差异性甚至竞争性利益，金砖国家能否将共同利益置于各自特殊利益之上、坚持求同存异推进合作，尚有待观察。事实上，金砖国家“在利益、价值观和政策取向方面远没达到同一性”，“它们在一些问题上可能有共同利益，但在另一些问题上又出现竞争，甚至会通过与一些西方大国合作来提升自身在金砖国家内部的竞争力”。以印度为例，印度在温室气体排放方面与中国合作共同应对欧洲和美国，同时又与美国合作应对中国在亚太地区快速增长的影响力。[2]金砖国家会为了共同利益表现出团结一致，有时却因差异性利益而难以协调。以各国在联合国大会上的投票统计为例，2006-2014年间，金砖国家的投票并未因2006年开启合作和2011年之后互动强化而增强一致性。[3]因此，在国际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外部挑战明显增加的背景下，金砖国家能否为了共同的利益和目标持续推动相互合作仍需时间检验。正如持观望派观点人士所言，“金砖国家集团虽然不会消失，但也不太可能发展成为有影响力的多边组织”。[4]

综上所述，国际社会对金砖国家合作动力的认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认知者的心态和意愿。乐观者看到的是金砖国家间的共同性和互补性，强调金砖国家合作的有利因素和所取得的成绩；而悲观者则看到金砖国家间的差异性和竞争性，强调合作中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友善者希望看到有着美好前景的“金砖”，从而唱响金砖国家合作；而敌视者眼中则更愿意看到褪色的“金砖”，唱衰金砖国家合作。作为金砖国家成员，我们应以积极乐观的心态看待金砖国家合作，同时采取切实行动推动它走的更远。国际社会对金砖国家合作动力所持的不同心态和意愿，也反映出不同的分析视角和思维逻辑，并客观地揭示了金砖国家合作动力的复杂性和合作进程的不确定性。

二、对金砖国家合作动力的不同分析视角

国际社会对金砖国家合作动力的认知和动力来源的考察，反映出不同的分析视角：权力政治、利益和谐、身份政治、功能“外溢”和全球治理。了解不同的分析视角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认识金砖国家合作的动力。正如美国学者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Walt）所言：“任何单一的研究路径都不能抓住当今世界政治的全部复杂性。因此，有各种各样的竞争性观念比只有一个单一理论的正统观念，对我们更加有利。”[1]

(一)权力政治视角

权力政治视角是国际社会分析金砖国家合作的一个重要视角。从该视角来看，金砖国家有着共同的强烈政治诉求，即增强国际权力，特别是增强国际体系中的制度性权力和话语权。这种强烈的政治诉求推动着金砖国家合作。

金砖国家在国土幅员、人口数量、经济总量和增速等方面的庞大规模与突出表现，使其在国际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当前，国际体系制度架构“主要是由美国主导的全球政治、经济以及军事网络构成，错综复杂、相互交织，曾由美国领衔打造，现由美国娴熟经营”。在这个制度结构中，金砖国家“远没有占据与其个体实力和自我认知相称的位置”。[2]特别是在国际经济制度中，金砖国家并未因经济实力增长而获得更大的制度性权力，“西方国家在国际治理机构关键制度改革上的排外做法强化了金砖国家的担忧”，[3]金砖国家“希望成为全球规则的制定者而不仅仅是遵守者”，[1]“要求在全球治理中有更大代表性和政治话语权”。[2]所以，金砖国家合作的“最大动力源于地缘政治”。[3]金砖国家通过联合形成“对中心霸权的一个集体性半边缘挑战（collective semi-peripheral challenge）”，[4]以阻止美西方霸权及其帝国主义的冲动。[5]“只要金砖五国对于自身的国际地位以及在国际治理与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有所不满，维持这一集团都将是改变现有秩序的有力手段”。从这一意义上来看，将金砖五国联合在一起的，是它们的国际政治诉求，而这一诉求从长期看是改变全球治理现有规则，本质上是要增加这些国家的权力。[6]

然而，金砖国家对权力的诉求必然导致与现有权力主导者之间的矛盾，正确处理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的关系，使守成大国能够包容和接纳金砖国家，是国际社会需要考虑的重要现实问题。

(二)利益和谐视角

从利益和谐视角来看，国家间利益具有互补性和协调性，合作能实现优势互补、各方获益。金砖国家内部虽然存在差异性甚至竞争性国家利益，但在经济全球化和全球相互依赖不断加深的背景下，可以通过有效的利益分配和协调机制，实现各方利益和谐。

在经济方面，金砖国家的资源禀赋和产业优势各不相同，资源结构和产业结构具有较强的互补性。[1]有“世界工厂”之称的中国提供大量廉价工业制成品，被誉为“世界办公室”的印度则可提供信息软件、服务产品以及矿石原料，作为“世界加油站”的俄罗斯和“世界原料基地”的巴西以及资源丰富的南非，能够提供丰富的能源和矿产资源。中国和印度对原材料和能源需求巨大，可通过与俄罗斯、巴西和南非合作为其注入大量资金，这三国又成为中国和印度制造品的重要消费市场。这种资源互补和分工合作关系为金砖国家间经贸合作发展奠定了基础。金砖合作既可以产生一种间接的协动性收益或成本，也可产生坚实的共享式外贸增长基础和广泛利益源。[2]“基于共同的利益诉求和高度互补的经济结构，金砖国家积极开展多层次、多领域务实合作，共享式合作态势不断加强。”[3]

在政治和外交方面，共同的政治利益使金砖国家有可能超越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差异进行协调与合作。“金砖国家的头衔增强了这些国家作为新兴经济体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为其提供了额外的合法性和权威，有助于其国际地位得到发达国家承认”。[4]金砖国家都很重视合作平台的建设，积极进行利益协调，力求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用一个声音说话。“金砖国家的协调和磋商已成为我们参与国际论坛（比如二十国集团）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表达我们的共同关注时，它给予我们一个更强大的声音，使我们更有效地参与解决全球挑战。”[5]因此，金砖国家一直努力将其建成“塑造新的国际关系和合作范式的可靠的、建设性的集体”。[1]

在利益和谐视角下，金砖国家合作的动力充足、前景乐观。但也应注意到，随着环境的变化，各行为主体对国家利益的判断也会发生改变。在现实中，难以保证合作方始终追求绝对收益而非相对收益。如何建立稳定的利益协调机制，是各方需要重点研究的问题。

(三)身份政治视角

从身份政治视角来看，金砖国家的国际地位决定了其对国际社会的认知和行动目标，并建构着自我身份，这种身份认同推动了金砖国家合作。

金砖国家认为，现有世界体系是美西方建立起来的基于自由民主、人权和市场经济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全球秩序，金砖国家处于这一体系的边缘。这使金砖国家拥有相似的看法，“现有世界秩序并没有反映发展中国家的声音和利益”，[2]正是这种共同的世界新秩序愿景推动了金砖国家合作。[3]对于金砖国家合作目标，有观点认为“对全球资本主义不公正的强烈不满情绪”[4]会使金砖国家“通过联合形成反霸联盟，进而追求一种不同于西方的世界秩序观”。[5]还有一种观点则认为，金砖国家“并不是真正努力为世界秩序的现代性或其他意识形态而斗争”，[6]其反霸权、反体系的宣传远不是倡导极化对抗和利益对抗，而是努力构建一个更大、更均衡的全球资本主义

身份政治视角使我们看到身份认同对金砖国家合作的推动力。但“身份”是在与“他者”的关系中呈现出来的，金砖国家的身份认同必然造就一个“他者”的存在，这也自然带来了“他者”的阻力，影响着金砖国家合作。

(四)功能“外溢”视角

从功能“外溢”视角来看，金砖国家在金融和经济领域的功能性合作会产生“溢出”效应，使别的部门也产生合作需求，从而推动更多部门间的合作和联合。

金砖国家合作的基础和优先方向是经济金融领域。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使金砖国家受到全面冲击，呈现出“危机过敏症”，[1]迫切需要加强相互间金融经济合作。2008年11月，金砖四国财政部长发表联合声明指出：“这场危机揭示了发达经济体金融部门危机管理、调控和监管中的弱项”，金砖国家的成功不仅仅在于提供不同增长模式的能力，也在于能提供支持这种增长模式的金融制度的能力。[2]金砖国家“在国际金融领域开始的合作是其他更大领域合作的起点”，[3]经济领域合作产生的“溢出”效应，使金砖国家合作向经济发展、政治安全和社会文化等领域的诸多议题全面扩展。金砖国家合作领域的扩展也扩大了彼此合作空间，提升了合作潜力，并推动合作机制进一步完善。

功能“外溢”视角有助于解释这样一个问题，即为什么制度化合作能够在该制度诞生的有利条件不复存在的情况下继续推进。[4]但由于缺乏对金砖国家行为的社会能动性和国际结构性因素以及二者互动关系的分析，难以对金砖国家合作动力的高度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予以充分解释。

(五)全球治理视角

从全球治理视角来看，国际社会对全球公共产品的需求与金砖国家提供公共产品的意愿和能力之间的关系，能够解释金砖国家合作的动力。

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加深、全球性问题日益严峻的今天，加强全球治理是大势所趋。而国际权力格局发生的深刻变化使“基于以往国际力量格局形成的全球治理架构逐渐失去合法性与有效性”，[1]改革现有全球治理机制、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已成为国际社会共识。金砖国家的“人口规模、GDP、军事力量、外交影响力等因素，使其有能力在联合国等多边国际场合表达发展中国家的观点、利益和关切”。[2]国际社会也认识到，在解决气候变化、失败国家、贫困和群体性暴力等全球性挑战过程中，巴西、印度、中国等新兴国家是有效解决上述问题不可或缺的参与者。[3]全球峰会如果没有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的参与，将失去合法性和包容性。[4]金砖国家也有义务在全球安全、反恐、气候变化等重要国际问题上，代表发展中国家发出声音。[5]在此形势下，金砖国家积极加强在全球治理领域合作，也使其有可能对全球治理进程和治理结构产生直接影响。[6]因此，作为新兴大国和全球利益攸关者，金砖国家有能力、也有义务为应对全球挑战作出贡献，在做好自身事情的同时，积极向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

全球治理“作为一种新的分析范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洞察金砖国家合作价值取向的绝好视角”，[1]它有助于提升金砖国家的合法性。但在参与全球治理过程中，如何更好地平衡权利与责任之间的关系，是金砖国家面临的重要问题。

三、从国际认知看推动金砖国家合作的着力点

进一步深化和拓展相互合作已成为金砖国家的重要政治和社会共识，这不仅直接影响金砖五国自身发展，也关系到世界经济增长和国际体系与世界秩序的发展走向。然而，作为南南合作的新范式，金砖国家合作既没有现成理论加以指导，也没有历史经验可以借鉴，其发展进程中遇到的新问题、新情况，光靠理论、经验都难以应对，只能依靠实践努力尝试、探索和总结。如何在新形势下更好地推进相互合作，是金砖国家当前面临的重大战略任务。

国际社会对金砖国家合作动力的认知，既反映了认知主体的不同心态和分析视角，也体现出金砖国家合作动力的复杂性和不稳定性。认知主体的多元性、主观性与认知客体的复杂性、动态性相结合，产生不同的认知结果。全面把握国际社会对金砖国家合作动力的各种认知，有助于我们提高自身认识水平，也为推动金砖国家合作提供了有益启示。我们需要努力塑造积极乐观的社会心态与环境，营造有利于金砖国家合作的良好国际舆论氛围，也要在不同的分析视角中寻找金砖国家新的合作增长点。

(一)讲好金砖故事

在社会信息化高速发展的今天，国际形象对任何一个国际行为体的发展和安全都有着重要影响。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氛围，是推动金砖国家合作的一项重要任务，这就需要我们讲好金砖故事、传播好金砖声音。从国际社会对金砖国家合作持有的怀疑甚至抗拒态度中可以看到，要讲好金砖故事，需要强调金砖国家之间以及金砖国家与世界关系的最大公约数，尤其要突出以下三点。

第一，利益交汇点。金砖国家秉持开放包容、合作共赢发展理念，一直积极努力扩大金砖国家内部及与世界的利益交汇点，编织更大、更紧密的利益网络，打造互利合作新模式。一方面，金砖五国具有共同或互补性利益，特别是在经济结构上的互补性使其利益交汇点增多，经济合作空间巨大。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使金砖国家经济与世界经济高度交融。世界银行统计显示，金砖国家增长速度每下降1%，那么在接下来的两年中全球经济增速就会放缓0.4%，非金砖国家的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下降0.8%，边境市场经济体下降1.5%。[1]与此同时，共同应对日益严峻的全球性挑战，也扩大了金砖国家与世界各国、各地区的利益交汇。因此，金砖国家可以通过扩展和深化利益交汇点，努力构建更广泛的利益共同体。

第二，情感共鸣点。当前由国际权力结构变化引起的世界秩序重构，导致各种混乱无序现象的出现，也引发了人们对未来世界秩序的忧虑。金砖国家作为迅速崛起的新兴大国群体，在世界秩序重构中的角色与作用备受关注，有观点认为金砖国家会成为一个革命者和挑战者。事实上，金砖国家崛起于现行国际体系框架之下，是当今世界秩序的受益者，因而会坚定维护现行世界秩序核心原则和价值理念。作为“全球权力体系中的新手”，金砖国家一直遵守并积极融入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现行国际体系，并努力推动这些组织发展，而不是绕开这些机构。[2]同时，经济全球化和全球性挑战也已将金砖国家与世界各国联结成利益交融、休戚与共的整体。金砖国家将继续致力于不断完善现行世界秩序，积极建设一个“和平、稳定、繁荣的世界”，[3]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努力。

第三，经济新增长点。金砖国家发展虽然并非一帆风顺，但从整体和长期趋势来看仍表现出色。十年来，金砖五国经济总量在世界经济中比重从12%上升到23%，贸易总额比重从11%上升到16%，对外投资比重从7%上升到12%。[1]在世界经济增长缓慢背景下，金砖国家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这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金砖国家合作进程中的不断改革与创新，包括金砖精神的提出、金砖合作机制的演进、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的成立和金砖共同行动的实施，都体现出了理念、制度和方式等方面的创新。以创新来促合作、谋发展，已经成为金砖国家的共识。

(二)创新合作机制

国际社会对金砖国家合作动力认知的一个重要维度是合作机制的建设和完善程度，不同的分析视角也强调了合作机制的重要性。事实上，制度是金砖国家可持续合作的有力保障。金砖国家合作进程是合作机制演进的过程，而制度的演进表现为制度创新，正是制度创新推动了金砖国家合作。

在短短十余年发展历程中，金砖国家通过制度创新不断扩大合作范围、增加合作内容、提升合作水平。如今，金砖国家已建立起涵盖经贸、金融、农业等多领域的，以领导人定期正式会晤为引领的多层次“一对一”联系渠道，形成了一个“跨政府主义”（trans-governmentalism）体系。[2]随着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的成立，金砖国家合作的组织化和机构化程度进一步提高。

实践是制度创新的源泉和动力。金砖国家已不再是金融危机背景下“抱团取暖”的合作机制，它在新的国际形势下最终发展成什么样的国际力量，不同的分析视角反映出国际社会不同的期待、怀疑与忧虑，也说明金砖国家自身面临的身份困境问题。因此，金砖国家合作的制度创新要从解决自身功能定位入手。全球治理视角为此提供了有价值的思路，金砖国家通过参与全球治理，在能力所及范围内承担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国际责任，可以有效提高自身合法性，同时也为创新合作机制提供了契机。在这个过程中，如何平衡权利与责任，实现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的统一，怎样建立新兴大国与传统大国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将金砖国家合作打造成更大范围的利益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等，都需要通过制度创新来解决实现。

需要指出的是，金砖国家成为全球治理的参与者和贡献者，并非要否定原有的角色，而是在继续做好金砖利益维护者与新兴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代表者的同时，争取通过更大范围的协调与合作，扩大金砖国家合作空间，并使其发展成果惠及世界。然而，由于现有合作机制的有效性有待加强，功能“外溢”产生的新合作领域也存在制度供给赤字，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与更多行为体进行有效协调和集体行动，也给金砖国家合作带来新的挑战。从另一角度来看，挑战也是创新的动力，以创新合作机制的方式来应对挑战，将是金砖国家的必然选择。

(三)推进共识行动

行动是价值的体现。人们对金砖国家合作动力的认识和判断，不仅受各自认知心态、分析视角和思维逻辑影响，也来自于对金砖国家合作实际行动的观察。事实上，金砖国家影响力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共同行动体现的。“尽管金砖国家的未来发展还存在许多不确定性，但金砖合作及其年度峰会成果已经反映出这个新兴国家团体改变全球力量分配格局的影响力。”[1]

作为一个内部异质性突出的新兴大国合作群体，金砖国家保持长期共同行动的基础是共识。共识以差异为前提，其形成建立在承认差异和尊重差异的基础上。[2]金砖国家在历史文化、政治制度和发展模式等诸多方面存在明显差异，被不少人视为一个“成员国之间缺乏统一的价值观、原则、目标和利益”，“在团结性、凝聚力和持久力方面充满变数”的集体。[3]然而，正是因为差异性的存在，各国需要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深入沟通、多方协调，形成并扩大共识、减小分歧，从而推动金砖国家合作。从推动国际金融机构改革的共识，到成立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和应急储备安排的共识行动；从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的共识，到一系列贸易投资便利化的行动计划，以及建立金砖国家知识产权、贸易促进等合作机制；从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的形成，到共商、共建、共赢、共享的全球治理新思路；从三亚峰会开始制定金砖国家行动计划，到果阿峰会109条共识和行动纲领的达成，金砖国家历次领导人峰会都是一个形成共识并共同行动的过程，也是一个增加相互间信任的过程。“共识缺乏的地方也将缺乏社会信任及政治信任，政治体系由此将是不稳定的。”[1]因此，金砖国家应努力凝聚共识、共同行动，使金砖国家成为一个行动共同体，在行动中彰显金砖国家合作的价值。

综上所述，把握国际社会对金砖国家合作动力的认知，有助于我们找到新形势下推动金砖国家合作的着力点。为此，我们不仅需要讲好金砖故事，营造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而且要积极创新合作机制，推进共识行动，将金砖国家建设成更大范围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行动共同体，推动金砖国家合作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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