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传统服饰美学思想对后世的影响

　　论文摘要：从中国传统服饰美学思想的缘由、历史发展线索以及审美趋向等方面，探讨其对后世的影响．结果袁明，国人服饰审美观念体现出趋同化审美、中性化审美、社会效应等三大心理特征．

 

　　在现实生活中，一谈到服饰，人们总会有一种眼前为之一亮的感觉：千姿百态的款式，姹紫嫣红的色彩，变幻莫测的材料，出神人化的制作工艺，可以顿时将人体装扮出各种效果来；一谈到服饰美，人们又难免会陷入一种茫然的状态：穿在别人身上挺漂亮，穿在自己身上却未必漂亮，在商场里看着不错，回到家里那种感觉却找不着了，曾经作为“招牌”或“时尚”的服装，没过多久很快就变成了昨日黄花，难登大雅之堂．从直觉和现象角度看，服装确实有诱惑人的地方，让人爱不释手；然而要从美学和理论的角度说出服装美与不美，究竟美在何处，为什么会美，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前者靠的是感觉，后者凭的是理性．在2000多年前，柏拉图在《大希庇阿斯》篇中，早就记录了苏格拉底和希庇阿斯讨论什么是美的问题时得出了“美是难的”的结论．感觉是稍纵即逝的，理性则喜欢刨根问底，只有在探究到服饰所蕴含的文化和美学内涵之后，才可能有所言说，在知其然中也力求知其所以然．

 

　　对于从事服饰专业研究的人士来说，只有系统深入地了解服饰的历史演变过程，搞清服装与政治、经济、伦理观念、民族文化和审美学之问所存在的微妙关系，研究服饰的深层文化结构和美学意蕴，才有可能在分析中将服饰的文化价值和美学深意挖掘出来，见常人所不能见，说常人所不能说，使服装从一种现象，升华为一门学问，从悦人眼目的日常实用品，转变成耐人寻味的文化与美学“符号”，这样才能真正上升到理性的高度．基于上述思考，本文试图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探求中华服饰美学思想的渊源．

 

　　1服饰美学思想的缘起

 

　　通过一些历史考古出土的实物和史籍资料记载，可以看到中华民族在遥远的仰韶文化时期便开始制作麻纤维的织物服装，告别了以兽皮树叶遮体的原始状态，从而进入到以手工为主体的服饰文明的时期．进入阶级社会之后，早期的奴隶主们为了自己的江山社稷，将包括服饰在内的一切生活要素都政治化、等级化和伦理观念化，将服饰纳入巩固政权和统一思想观念的组成部分，并以“礼”和“法”的形式来约束人们对服饰的理解和使用，使穿衣戴帽被紧紧地笼罩在政治的光环之下，所以，对服饰的选择不再是个人喜好的自由天地．再加上中国古代社会政治意识和文化观念的超稳定状态，使得服饰并没有因为一顶顶王冠的易主而有所改变，反而成为历代王朝竭力继承的传统，对中国传统服饰美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在更多的历史阶段上，看到的是民族大融合、生产力水平的改变、尤其是社会文化思潮对服饰的发展变化都有所影响．不管是赵武灵王迫于军事压力不得已而为之的“胡服骑射”，还是个体意识觉醒后带有反叛意味的魏晋士人的着装习惯；不管是政治开明、民族文化交融时期盛唐服饰表现出来的空前解放，还是明代资本主义萌芽时期，人的消费欲望被激发出来并转化为智慧与行动之后，人们在服饰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巨大创造与革新能力，都使我们强烈地感受到中华传统服饰在发生、发展过程中那种跌宕起伏的力度和张力．

 

　　与西方传统服饰受宗教的影响所产生的结果不同，我们的祖先在创造和解释服饰现象时不是遵循神的意志，而是更多地考虑前人的意志，追求所谓的“正宗”与“正名”．虽然他们也不断地吸收先进的材料和工艺，随着时代的发展更新服饰的制作方法与装饰项目，但是，由于基本款式是祖上制定的，属于正宗所在，因而历代统治者都不敢有所违背和改易，并以服饰制度的形式告诫世人在穿衣戴帽上必须遵从古制，因此这就导致了中国传统服饰也具有超稳定的特点．上自皇帝的冕服，下至百姓的常服，上下贯通的袍服式样几乎几千年一成不变．追寻历史遗迹，可以得知，袍服作为中国几千年亘古不变的传统款式，是在春秋时代出现的深衣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春秋社会以后，中国又出现一种新颖的服装，这种服装将上衣和下裳合为一体，连成一件，名谓深衣，因其穿着方便而受到社会各界的欢迎．正如《礼记》所说：既可以为文，又可以为武；既可以摈相，又可以治军旅．”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情况并没有压制和磨灭我们祖先在服饰上的创造欲望．在爱美之心的驱使下我们可以从历代遗留下来的人物图像、陶俑彩塑甚至出土实物中看到前人在美化自身方面表现出来的聪明才智，以自然为饰的朴素，精雕细刻的工艺，整体考虑的设计思路，内外兼修的深刻理解，无不凝聚成中国传统服饰美学思想的基本内容，成为我们深入理解和把握中国传统服饰美学精神的根本性基础．

 

　　2服饰美学思想的历史影响

 

　　人类的思想犹如一条河流，有起源，也有流变的过程，同时也会对所流经的地域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中国传统服饰美学思想也是如此，它起源于夏商周和先秦时期，成形于两汉，兴盛于唐朝，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这种影响是一个非常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由于篇幅的限制，对这个问题本文不可能做非常详尽的论述，只能从宏观上作一番框架式的美学勾勒．

 

　　中国传统服饰美学思想对后世所产生的影响是深远而又多元的．从鸦片战争以后，在中国一些比较发达的大城市中，很长一段时间里，男性服装出现了长袍马褂与西服革履强烈抗衡的局面，而女性服装则是以传统的在深衣基础上形成的旗袍与起源于16世纪西班牙而后风行于西方的S型束胸箍腰长裙或18世纪末从法国新兴并很快流行起来的夏奈尔套裙装比美．到“五四”前后大量出现的以中西合璧为特征的中山装、连衣裙，再到2O世纪8O年代初期，围绕着穿西装与爱国主义的强烈争执，以至于今天的人们在选择服装时，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出来的种种带有共性的审美心态以及时代特征，无不或明或暗、或隐或现地折射出传统服饰美学观念在国人心目中潜在的影响作用．

 

　　和主张人的身体是构成“自我环境”、和“自我不可分割”、突出体现每个人个性化着装效果、同时又非常注重服装的人本意义的西方观念不同，中国传统服饰美学思想中注重社会伦理等级的倾向，使服饰一直与社会现实保持着异常紧密的联系，有些服饰样式由于集中地体现了某一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观念和时代精神，乃至统治者的喜爱，甚至成了当时社会的一种象征，这种情况不仅使得中国古代服饰与封建政体之间保持着一种紧密联系，比如在明代，由于受“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左右，那时的人们将服饰与人的个体生命关系放到了极不重要的位置上．还有20世纪文化大革命期间，为了政治的需要，整个社会迫使人们穿戴清一色的服装，不管男人女人，都是上绿下蓝，一身军装，人对服饰需求的个性追求完全被社会的政治观念遏制了，个性美消失得无影无踪，代之而来的是单调乏味的共性强制．这样，一方面导致了每一次重大的社会变动，都会对当时的服饰时尚产生重大的冲击作用，同时也限制了人们的创造智慧在服饰领域的发挥．从先秦两汉到唐宋明清，绵延3000余年的中国古代社会，改朝换代一直是促使服饰时尚发生变化的重要动因．两次由少数民族统治的元、清王朝是这样，还有中间夹杂的魏晋南北朝和五代十国混乱时期，情形也是相近的．正如法国艺术哲学家丹纳所指出的：种族是人的“天生的和遗传的那些倾向”，是与身体的气质和结构相关的天赋、本能和才具．种族就像种子，全部的“生命力”都包孕在里面，任何发展都基于它，并从这里孕育而出；环境和时代，则犹如自然界的气候，基本的生长条件都在里面，对生命的发展和方向起着选择和淘汰的作用．这三种力量综合起来形成一种“精神气候”．不可否认，中华民族服饰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所积淀的稳定而且成熟的美学思想，也就是这样一种种族性的“精神气候”．

 

　　在近代，随着辛亥革命的成功，社会形态发生着日益深刻的变革，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以长辫大袍为标志的满清服饰便立刻成了不合时宜的东西，甚至成为众矢之的，剪辫易服迅速成为当时的新潮时尚，各种新式样的服装也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了出来．如果说中国古代服饰一直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服饰之问存在着较大的距离，那么，满清王朝覆灭后，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摆脱了封建君王一统天下的局面，旧的服制礼规也自然寿终正寝，中国服饰的发展速度则达到了日新月异的程度．英国学者乔安妮·恩特维斯特尔在其《时髦的身体》中说：“对衣着的社会学透视，不能仅仅把衣着当作观看的对象来考虑，而应该采取特定的方式，在这样的研究方式中，着衣是一个具体的活动，而且是被嵌入这种社会关系中的具体的活动．”随着现代西学东渐时代的到来，受过新式教育和思想影响的年轻人，纷纷喜欢上了洋式的西装革履打扮，女孩们则喜欢上了西式裙装，整个社会上出现了从西服革履与长袍马褂并存的局面，再到以中山装、连衣裙等中西服装合璧的新款出现，以及随后更大的时装变化，近代中国服装的演变只用了短短几十年的时间，便很快完成了“推陈”与“出新”的双重历史任务．可以说，如果没有千百年遗存下来的传统服饰美学思想与社会观念之间形成的紧密关系，中国近代服饰的发展变化是难以达到这种速度的．另一方面，以“礼”和“法”为核心的中国服饰传统思想，从不或很少能够围绕着人的身体的自然条件，来评价服饰的美与丑以及着衣的合适与不合适，也不会从科学的角度探讨服饰与身体条件之间的各种关系，与西方的“寻求身体与服饰的完美和谐，即精神与形体的和谐，服装与精神的和谐”观念不同，中国古代服饰美学思想寻求的是个人与社会的和谐，人和自然天地的和谐．传统服饰的美是在个人向社会的靠拢、个性对共性的依附中产生的，而不是仅凭个人的兴趣爱好与身体条件着意修饰出来的．个人从直感角度觉得服饰再好看，样式、颜色再别致，但是如果与社会上的服制礼规相脱离，与社会的共同要求相违背，就会马上受到“目逆而送之”(《左传·桓公元年》)的自眼与“服美不称，必以恶终”(《左传·襄公二十七年》)的诅咒．在中国古代服饰发展的过程中，凡是社会政治思想宽松、经济出现繁荣的时代，往往也是人们的服饰美学思想最活跃的时期，个性化服饰也就越丰富，人们的追求也就越大胆、越开放(比如魏晋南北朝就出现了很能体现女性轻盈体态的杂裾垂霄服，唐代则出现了由中宗之女安乐公主创造的奢侈时髦的“百鸟毛裙”)；但几乎与此同时，各级官府在这个时候发布服饰禁令也是最频繁、最严格的时候．情与礼，人与礼，美与礼，服饰与礼，仿佛永远无法摆放到一个平等的水平面上，和平共处，相依相存，共同发展，而总是以“礼”(政治伦理观念)的至高地位和绝对优势凌驾于服饰审美的上空，控制、左右和摆布着审美发展的整个过程．这种情况形成于历史，积淀成习惯，最终以比较稳定成熟的文化方式，对近现代乃至当代国人的着衣心理和审美取向等等方面产生着潜移默化又无时不在的深刻影响，并在国人心目当中普遍形成了具有民族代表性的审美心理定势．

 

　　3中国传统服饰审美趋向

 

　　考察和分析经过历史演变之后形成具有定势思维特征的服饰审美趋向，可以得出国人在着衣方面所体现得比较突出的特征，主要表现在如下3个方面：

 

　　第一，趋同性审美心理．强调个人与社会的统一，并在这种统一中确立审美心理的支撑点，确定服饰的美丑，使得中国人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中不是根据自身条件和兴趣爱好来选择服饰，而是将社会的规范、特定的时尚与他人的榜样作为自己着装的依据．这样一来，服饰显示的不是个体的审美理想和个体生命意识的张扬，而是某种社会精神的体现．所以，趋同性心理往往造成人们着装上的千篇一律、千人一面、千体一装等等僵化性和死板性的弊端，在客观上也阻碍了服饰形式的不断更新的可能性创造，也大大地阻碍和限制了民族服饰美学思想的多元化发展态势．

 

　　第二，中性化审美心理．这一点在汉民族服饰的色彩选择上表现得尤其明显，并在中国古代社会一直延续不断．先秦时期主张的“乾坤即天地，天在未明为玄色，故上衣像天而色用玄；地为黄色，故下裳像地色用黄．古人的这种观念道出了黑色与黄色在早期服装上的应用效果与思想的由来．中国古代官方对“黄色”最为钟情，所以称最早的人文初祖为“黄帝”；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以黄袍加身作为行使君权的象征；从清朝开始国家正式将黄袍定为皇帝的御服；久而久之，这种观念也影响了历代劳动人民对黄色美学意义的有别于世界其他民族的独特理解和心理认同，尽管中国古代有时也将大红大绿用于官服，但这仅仅是上朝公干时所穿着的严肃正规服装，平时在生活中是绝少穿用的，而一直倍受尊宠并在日常生活中普遍运用的是以黄色为代表的中性色系．在近现代社会，除了婚庆、年节等特殊时期人们穿红戴绿的情况更加少见外，社会上所流行的中山装、西装、长袍等具有正装味道的服装更多的是以黑、蓝、灰及介于这三色之间的中性色为主色调．妇女们喜爱穿着的新式旗袍也一改满族旗袍大面积织花绣叶的特点，为了显示高贵典雅的美学效果也常用淡雅的颜色．

 

　　第三，重视着装的社会效应心理．这种心理是由注重从着装人的身份、地位来评价服饰美丑的传统观念中派生出来的，逐渐构成为民族性共同的社会心理效应．由于中国古代十分重视服饰的理学(即社会政治观念)意义，把穿衣戴帽绝不看作是个人的日常小事，而是作为个人身份、地位以及社会对个人认同程度的一种标志．因此，人们对着装社会效果的重视往往要超过对服装本身价值的重视．这一点延续到近现代社会，便出现了鲁迅小说《孔乙己》中所描写的主人公孔乙己至死也不肯脱掉“长衫”的行为，因为，在主人公所生活的清末年代里，“长衫”是读书人的标志，能产生人们把着装者看作是读书人的社会效应．20世纪初，旧上海最先穿出时装的是那些受到西方文明感染的敢于冲破封建礼俗观念的年轻女郎们，而年长的妇女们则害怕引来社会非议对这些是绝对不敢问津的，但这并不是说她们心里不愿意求新求异．

 

　　凡此种种，大致勾勒出了中国传统服饰美学思想对后世中国人的影响状况，这远远不能尽述中国传统服饰美学思想与后世服饰观念发展之间的渊源关系．但是，从这里我们已经不难看出，中华民族各种服饰现象中所蕴含的独到的美学魅力，是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在和各种社会因素的交融与碰撞中逐渐孕育成熟和稳定发展起来的，最终形成了一个博大而精深的、成熟的中国传统服饰美学思想的体系．深入地研究、挖掘和利用中国的传统服饰美学思想，不但是中国服饰再度辉煌的需要，而且也是中国服饰文化和美学思想在与世界接轨的过程中，不是消亡自己，而是张显出自身特色，以独到的美学魅力得到世人关注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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